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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我的前半生》一书最早于1964年由群众出版社公

浏览次数:63 时间:2019-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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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最优秀和最有趣的传记文学,记录了从皇帝到平民的旷古奇闻,其出版也不乏曲折,自交代材料“我罪恶的前半生”到“全本”出炉,历史在删削与增补中一唱三叹“自由诚可贵,面子价更高,若为性命故,二者皆可抛。”时任伪满皇帝的溥仪用打油诗如此形容自己在日本人胁迫下充满疑惧、丧失尊严的生活。该诗曾在上个世纪60年代审查时被删,而在《我的前半生》中才再次呈现出来。

群众出版社总编辑张续进告诉本刊,《我的前半生》一书最早于1964年由群众出版社公开在大陆出版,几十年累计印数已近187万册。由于诸多的历史原因,原稿有近16万字被删减。

张续进说,适逢溥仪诞辰100周年,也正好是群众出版社成立50周年,群众出版社想推出《我的前半生》。为了了解再出“全本”还有没有市场号召力,他们专门向当年的责任编辑和知情人了解情况,多次开会研究论证,同时也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以各种方式征询各方意见,最后决定出版。

如果说1964年出版的《我的前半生》带有某些时代痕迹的话,现在出版的《我的前半生》则保留了原汁原味的风格,更真实地揭示了末代皇帝溥仪跌宕沉浮的命运和艰难改造的心路历程,使这部作品更具有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

命题作文

“《我的前半生》很像是一篇命题作文的题目。”“全本”的责编孟向荣介绍。当时战犯纷纷撰写“我罪恶的前半生”之类的交代材料。溥仪并不擅长写作,但有他的弟弟溥杰和一些伪满大臣帮助他总结历史,起初由抚顺战犯管理所油印成册,俗称“油印本”。周恩来总理在1960年1月26日接见溥仪时谈到这本油印本,“你写的东西有价值这本书改好了,就站得住了。后代人也会说,最后一代皇帝给共产党改造好了,能交代了。”

1960年1月,群众出版社把油印本印成灰色封面的铅印本,俗称“灰皮本”,并限政法系统和史学界内部购买。后来,由该社文艺编辑部主任李文达与溥仪磋商,另起炉灶重新构思,主题为一个皇帝如何改造成为一个新人,以充分反映党的改造罪犯事业的伟大胜利,并先后创作了一、二稿本,当时的评价很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申伯纯认为“将来出版必然要轰动,甚至还要从香港流进台湾去。”此后,经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单位审查,包括翦伯赞、傅作义、张治中、郭沫若、老舍等在内的社会知名人士,都纷纷对此稿提出了修改意见。

当年协助李文达写作的助手,也是《我的前半生》定本责任编辑王兰升表示,当时各方提出的意见一般都是要改的,因为那时人的思想还普遍比较保守,都唯恐出错,写文章都是要左考虑右考虑,很慎重,传记作者自己也很明白这一点。《我的前半生》“定本”终于出版,早已经是几易其稿,与一、二稿,即后来“全本”收录的部分,有了很大的不同。

比如“全本”新增加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节,坦白了溥仪作伪证的经过。国际法专家梅汝王敖当年就曾建议这部分内容不宜公开披露,以免“供给反动派以伪造历史、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材料”,“国际影响必定是极坏的”。翦伯赞则呼应梅汝王敖,认为“凡是在国际法庭上所未承认的,一律不要承认”结果《我的前半生》“定本”将有关这部分的内容大幅度弱化了。

“全本”还恢复了婉容的孩子一生下来就被填进锅炉里烧化的内容,这段文字当年被删去的原因是怕太过残忍,引起外国读者不愉快的感受。同样在“定本”中被删除的还有溥仪的卦辞,理由是不能够宣扬封建迷信。当时居天津伺机而动的溥仪怀着深刻的忧虑,为蒋介石的政府和自己的命运,一次一次地卜过卦,卦辞显示国民政府将“化冲而散”。

总之,一切涉及国际关系和党的改造战犯政策的有关部分,“定本”都十分慎重,以尽量避免可能引起的副作用,目的就是使该书更好地为政治服务。也有例外,比如当时删掉的《离婚》部分,就是应溥仪自己的要求,以免影响他和新婚妻子李淑贤的感情。该篇描述了溥仪对“福贵人”李玉琴态度的转变,这个曾经有后有妃的末代帝,成为被改造的战犯后,忽然懂得了什么叫夫妻,什么叫做恋爱。但是李玉琴执意离开,溥仪明白了这是不可挽回的事。该节的末尾写道,“事后所长微笑着对我说:‘一切都在变,你在变,溥仪不把自己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牺牲上,这是对的!’”

可信的“自传”

不过,与政治审查相比,“定本”更多的删改则完全是从技术层面进行的。当时专家意见强调不要玩弄文艺笔调,要加强科学性,逻辑性。为此要求文字不宜华丽,要与作者身份相适应,换言之,就是要增加该本自传的可信度。

“全本”责编孟向荣在《我的前半生出版始末》一文中记载,楼适夷到老舍家做客,看见老舍像是在爬格子。一问情况,老舍正在审阅和修改《我的前半生》二稿。老舍在书上作了文字修改(平均每页均有所批改),凡错、别、漏字及有问题的句子大部分作了改正或批上记号,如“这位花白头的老上校,我刚来这里时很怕他”,应当是“我刚来这里时,很怕这位花白头的老上校”。老舍认为,“在末后两三章里,似乎是要解决一切问题,便有表明大觉大悟的意思,使人未必相信。不如少说一些道理,而由小见大地说出具体的觉悟来。如:原来体弱,劳动后却能吃30个饺子。”

经过专家审读甚至亲自修订过的《我的前半生》“定本”行文流畅,言简意赅。原中国公安文化研究所所长杜元明认为,“‘定本’凝聚了溥仪及李文达和各方面专家的心血,殊为难得。”事实上,正是诸多参与人员集体地精心打造和琢磨,才使得《我的前半生》一书最终发挥了很好的宣传效果,虽然文革结束前只有17级以上干部凭介绍信才能购买,但《我的前半生》还是在国内外引发了很大的轰动。外国进步人士曾报道:“看到溥仪,才能深刻地感受到什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

而若将于2007年出版的《我的前半生》与1964年出版的“定本”对照,仍然能够发现传主过度的忏悔与专家审查时为塑造“信史”,反而适度松绑的有趣关联。甚至在那个年代,过头的认罪和自嘲自骂也被认为是不实事求是的,反而有悖宣传效果的。从小标题的拟定和称呼的迥异里就可以略见一二,比如原稿中“在羊的面前是狼”,在定本中就改为“家门以内”;原稿称“我们这些拔尖的汉奸”,定本改为“我和伪大臣们”;“原稿里作者大胆的心理揣摩和大段的文字描述,在定本中则大多被删除,而含糊不清有可能妨碍理解的地方,在“定本”中则往往加以注解,并且特别注重环境及人物的合理合法性。比如在一个最关键的细节,描述向溥仪宣读特赦书的场景,原稿为“最高人民法院的人走到讲台当中。”定本里则为“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走到讲台当中。”

现在,从“全本”中,一个更鲜活的溥仪呼之欲出。“全本更具有文学性,整体风格和行文都完全不一样。”群众出版社编辑孟向荣告诉记者,《我的前半生》全本和定本,作为同源的两本书,今后将同时发行,“并行不废”。而传主溥仪,则在“全本”中留存了一个末日战犯的“完全体验”:“我想现在反正是一切全完了。我的一切所作所为,愿意说的和不愿说的,我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我的凶暴和怯弱,我的表面和内里,全亮出来了。我像一个赤条条、一丝不挂地站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人,任人展览,听候最后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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