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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渔民们会在船上做醮,澳门很小

浏览次数:165 时间:2019-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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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澳门是东西文化的交汇点。徜徉在澳门街头,你可能会不经意地,在高楼大厦的间隙中发现一座古色古香的小庙宇,而不远的旁边却耸立着一间美轮美奂的大教堂。请不要惊奇,这就是澳门特色,几百年来东西方的相互溶合,宗教的宽容精神,造就了这种和谐融洽和多元文化。在中国,最富有西洋景观的地方,东北有哈尔滨,随处可见俄罗斯的痕迹;上海的租界区、庐山上的牯岭镇、青岛的八大关、厦门的鼓浪屿、广州的沙面,还有香港就不用说了。而澳门小城,却是中国最具欧洲特色的地方,这里华洋混杂,成为其旅游业招徕的一面旗帜。澳门地方虽小,但自古以来却是西洋文化入侵中国大陆的跳板。

题图:刘向坤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经常由珠海到澳门去。每当偶然地路过一间庙宇,都会不自觉地放慢匆匆的脚步,进内打量一番,看看供奉的是什么神灵。在中国,佛、道不分是普遍现象。在澳门,道、释、儒经常会出现在同一间庙堂中,多种神灵同堂并列,大家相安无事,拥有各自的信徒,争取着各自的香火。

澳门,其实无门。

被供奉最多的是天后和观音。天后又称妈祖、林默娘,她是道教中凡人成仙的典型例子。本是福建湄州岛的一名普通渔家女,相传这位聪明伶俐的女孩有预言吉凶等能力,并救助海上遇险的渔民,后来竟然得道成仙,还得到历朝皇帝“天后”、“ 天妃”的加封,成为中国沿海独特的文化现象。她生活在宋代,到了明初就已成为广泛的信仰,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每次出航都去拜谒天后庙。澳门有多座天后庙,最古老的是妈阁庙,而规模最大的则是路环山顶新落成的妈祖文化村。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澳门自古以来就是渔村,渔民们当然是崇拜他们的守护神。而观音,自佛教传入中国后,既是佛教的神,又变成了道教的神,成为在中国最受欢迎的菩萨。

一说“澳有南北两台,相对如门,故称澳门”;一说“澳南有四山离立,海水纵横贯其中,成十字,曰十字门,合称澳门”。这样的无门之门,或许就是天下最大的门,门内是航道,门外为大海,既可通达四方,又能融汇世界。

我认为,神的本性有两个方面:真理性和世俗性。神即真理,又或曰规律,宇宙间一切事物的运动变化皆受其支配。 我们敬神拜神,是为了追求其真理性,以达到人神之间“天人合一”的境界。从这一点来看,神与人类没有关系,因为人类产生以前,神早就已经存在了。由于人性追求自身的幸福,我们创造了世俗的神,作为我们的道德准则,并为我们消灾挡祸、趋吉避凶,人格化的神就是人性的反映,神的形态才以偶像或非偶像的形式表达出来。无论耶稣基督、释迦牟尼,还是穆罕默德,都有一个由人变神的过程,所以神又具有人性,即世俗性。在两个方面中,似乎世俗性更容易被人接受。有时在大水冲破龙王庙的尴尬中,虽然我们怀疑神的存在和能力,但我们始终还能找到这样的借口:虽然我们不能指望神来保佑我们,但至少神是我们品德修养的榜样。

忽必烈进入十字门,便赢得了天下;大宋天子丢了十字门,便失去了江山。澳门之门,看似无形却有形,是历史之门,又是未来之门。

让我们先来看看历史最悠久的三大古庙:妈阁庙坐落在内港入口处的海边,供奉天后,在半山处还有一座观音阁,这是澳门香火最鼎盛的庙宇,是游客必到之处。每逢农历三月廿三的天后诞,庙前的空地上就会搭起临时的戏台,唱起了粤剧,成了一个热闹的喜庆聚会场所。在大殿墙壁上,有一个小祭台,上有一块刻着“甶子位”的牌位。我曾多次问过庙里的工作人员是什么意思,但对方不是说不知道,就是面带愠色,显然是我触犯了他们的忌讳,后来经多方求证才明白那是海上亡魂的灵位。渔民们相信,那些水鬼常依附在船舵上,往上爬到船上,寻找替身。农历七月十四的鬼节,鬼门关大开,渔民们会在船上做醮,烧纸钱和纸扎品,来祭祀那些海上的亡灵,还会在船尾放鞭炮,驱赶水鬼。这种仪式,当地人叫水面醮。神和祖先受人尊敬及拜祭,而鬼,即游魂野鬼,包括那些在海难中丧命的水鬼,由于得不到拜祭,经常会出来作恶。所以人们也相应设立鬼节,来祭祀他们,使他们得到慰籍而行为有所收敛。君不见,每逢鬼节的晚上,街头巷尾路边,人们到处烧纸钱蜡烛,称得上是中国一大民俗奇观,虽然大家只字不提魔鬼,但从那严肃的表情来看,其目的意图已是心照不宣。风俗经常是由于信仰而产生,或者说,两者就是一回事。

谁说名字只是一个符号?可知符号所传达的信息,对澳门性格的形成有着怎样的影响?环顾当下多事的世界,纷争不断,吵嚷成常态,还有几块安静的地方?无论还有几块,澳门肯定是其中最令人惬意的一方静地。君不见关闸开启前,关外挤成人山人海,关闸一开,直如大坝提闸放水,如山似海的人流,瞬间泄洪般被一辆辆免费大巴载走了……

莲峰庙,建于明朝,初时位于海边,后因填海的缘故,现在已经看不到海了。内有天后、观音、土地公公、财神比干、关帝、金花娘娘、文曲星和神农氏,信徒们各取所需,真可谓满天神佛,品种之齐全,堪称一大奇观。神灵本来就是由于人们的需要而诞生的,道教、儒教中的造神现象更为普遍。当地人的“造神”能力令人惊叹。譬如前面提到的金花奶娘,又名痘母金花娘娘,便是当地人创造出来的神,其实她姓甚名谁已难以考究。传说她有驱瘟治病之能力,又富有善心,是儿童成长的保护神。相传每当小孩出水痘时,父母带病童在她面前祈福,大多都会痊愈,故名痘母。

澳门很小,小到只有其近邻香港面积的三十分之一;澳门又很大,每年容得下3200万外来游人,直追到香港的游客人数。孟子云:“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绚烂而又沉静的澳门,之所以让人感到大,不仅容得下世界各地的来客,也容得下各类是非纷纭,不管在外面人们如何喧闹,进入澳门就会静下来,心定神安。

还有一座就是观音堂,建于明末,又称普济禅院,供奉佛祖释迦牟尼和观音。屋顶镶满了石湾公仔,叙说着各种历史和神话故事,属于岭南的典型建筑风格。广东的佛教庙宇,大多受禅宗影响,这一间也不例外,多任方丈主持都禅宗的衣钵弟子。六祖慧能是堪称与孔子、老子齐名的哲学家,他的唯心主义论调至今还在日本、韩国等国家的佛学界中备受推崇,他对佛教的贡献,可以跟欧洲的马丁•路德进行的宗教改革相比。观音堂还是当地人办丧事的地方,大多时候都能见到和尚们打斋做法事,超度亡灵。庙里有一种奇特现象,就是天井中的槟榔树上被人绑上了许多红纸,打听后才知道那是妇女防止丈夫有外遇的方法:人们相信槟榔树“一条心”,是爱情专一的象征,把丈夫或情人的名字和生辰八字写在红纸上,然后再绑于树上。至于是否还经过其他特别仪式,就不得而知了。呜呼,这些树竟成了反对“包二奶”的道德之树,类似于贞节牌坊。妈阁庙的观音阁旁边,也有相似的东西,不同的是,妇女们把红纸绑在竹林的竹竿上。有时我与客人到庙里参观,跟女同胞说起这种事,她们的第一反应是:这样做有用吗?

过去人们一想到澳门,先想到赌,如今人们蜂拥到澳门,真正进赌场的人却极少,大都是因为它好看、耐看、看不透……澳门善意迎人,令人感到安全、舒适,不会受到伤害,钱包不会被偷。

除此之外,澳门还有林林总总的庙宇,如包公庙供奉包青天包拯大人,祈求他为市民主持公理正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宗教信仰就是伦理道德,神佛已经为人们定出了行为准则,人类创造了神,其实就是为自己定出了道德观念。庙里面还有金花奶娘神像和太岁殿。中国人信奉太岁,是一种迷信,犯太岁之说在民间已是深入民心,但太岁为何物,未必每人都能说得出,只知道那是冥冥中的一种神秘的主宰力量,与人的命运有关。这种东西,与中国人笃信的“风水”相似,是神秘主义的一种表现。这里的太岁,是六十个神像,中国人相信六十花甲回头,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年龄找到相应的太岁,并推算出自己的运情,比较直观,少了那一份神秘。宗教和迷信经常是在一起的,如果说宗教代表智慧,那么迷信就是愚昧。几乎在澳门的每一间庙中,都有求签问卜服务,便可窥见一斑。这样一来可增加庙的收入,但最重要的能是为信徒提供心理辅导,就好像教堂里的信徒向神父进行的忏悔和告解一样。

无论是繁华的大街上,还是宏阔如野外的室内游乐胜地,春夏秋冬,天天如赶庙会,总是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却又秩序井然。即便是在大型娱乐节目演出的前后,正处于五急中人,或防备演出中五急的人,无论男女老幼都安安静静地排队,依次而进。

女娲庙和哪咤庙中的女娲和哪咤则是来源于古代传说。哪咤庙卷缩在闻名遐迩的大三巴牌坊旁边的一个角落,紧贴着一段古城墙,小小的庙堂与旁边雄伟耸立的牌坊相比并不显眼,但那种古旧质朴,却散发出另外的一种魅力和美感。康公庙位于十月初五街,正殿供奉康公真君,即汉代之帅李烈,因其保国有功,受封成为康公。左是南海广利洪圣大王,右为西山金圣候王,偏殿前为六祖慧能,后为汉代神医华佗。北帝庙位于氹仔市区,供奉北方真武玄天上帝,是一座典型的道观。三婆庙也在氹仔,供奉神话七姐下凡中那个偷下凡间与董永成亲的仙女。在澳门拜龙母娘娘的还不在少数,所有的几尊都是从广东德庆县的悦成龙母庙请回来供奉的。此外,澳门还有谭公庙、华光大帝庙、菩提禅院、莲溪庙、三圣宫和医灵庙等,这里就不再一一介绍了。

所到之处都是洁净的,地面没有垃圾,人跟人之间平静而温和。纵目所及似乎有不少东方面孔,却丝毫感受不到倍受诟病的中国游客的恶习……

此外,澳门也有小乘佛教,四面佛就是其中的代表。氹仔赛马会前面有一尊,菩提禅院里有一尊,新口岸回力赌场旁还有一尊,都是从泰国请回来的。在澳门生活的泰国人当然要拜它。四面佛受崇拜,是因为人们相信四面佛能保佑人发横财。因此,赌徒进赌场搏杀前,会先来拜四面佛。而实现了愿望的人还要回来还愿,因而四面佛前又多了一回鲜花和香火。这似乎成了一种民俗,我们由此可窥见当地市井小民的芸芸众生相。

难道是澳门“店大欺客”?澳门的“店大”是实,一个比一个大,有的店可与世界顶级大店比肩。然而张狂无礼的游客常常自以为是“客大欺店”,欺的就是“大店”,才更证明自己是“大客”。可见澳门的高明不在一个“欺”字上,而以善意、尊重,把客人融进澳门的情境之中。环境感化人,也可约束、提升人的品性。

澳门不像中国大陆,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因此,那些几百年的庙宇全部都能完好地保留至今。有些庙虽然被火烧过,但灾后都会得到重修,成为我们今天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澳门今天只有四十多万人口,但庙宇之多,神灵之多,教堂之多,在中国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也反映出其宗教信仰自由的气氛。

在澳门,最清静的地方反而是赌场。

在澳门的人口中,中国人占绝大部分,超过九成。而大部分中国人信仰佛教和道教,只有小部分人跟随葡萄牙人信奉天主教。但澳门的教堂数量众多,而且都修建得富丽堂皇。如果说那些被香火薰得黝黑的庙宇代表着一种历史的古朴,那么,这些点缀着十字架的教堂则是一种文化的粗旷。

澳门是世界著名的“赌城”,谈澳门是不能回避这个“赌”字的。赌博在澳门称“博彩”,是葡萄牙政府于1961年2月颁布法令确定的。当时鉴于中国及葡萄牙本国都禁赌,为支持澳门经济的发展,特准许澳门“以‘幸运博彩’作为一种特殊的娱乐”。

外来文化入侵中国,主要有两次,每次都对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第一次是魏晋时期佛教传入,第二次是明朝以葡萄牙人为首的西方殖民者的到来和天主教传入。不止在中国,纵观当时的亚洲,欧洲人的到来,为许多国家带来巨大的社会变化。葡萄牙人参与贸易全球化的航海活动,开辟了澳门至菲律宾马尼拉和日本长崎的贸易航线,也将天主教带到了两个国家。日本后来还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爆发了天主教徒叛乱事件,而受迫害的日本教徒则大量逃往澳门避难。因此,今天我们在大三巴遗址的死难者名单中能找到大批日本人的名字。

对澳门来说,博彩确实只是一个产业,即便成为最大的经济增长点,看上去竟跟当地人的精神生活没有多大关联,无论哪个阶层的澳门人都极少走进博彩大厅。

第一个踏足澳门的葡萄牙人奥维士于1513年到达澳门。当时葡萄牙已经吞并了马来半岛上的马六甲王国,开辟了从里斯本到亚洲的航线。早期到达中国的那些葡萄牙人,在中国人眼里,是非常名声狼藉的。由于明朝的禁海政策,他们的贸易活动难以开展,他们于是在广东和福建沿海霸占中国的地方,甚至勾结当地的海盗,干了很多走私掳掠的勾当。明朝政府为此对他们进行了多次军事扫荡,开始是广东东莞县屯门岛和新会县西草湾之战,后来是朱纨率领官兵扫荡其殖民据点——浙江的双屿港,直至最后将他们驱逐出去,葡萄牙人因此损失惨重。

自古来人们就喜欢谈论赌之害,对其管理精细,严防死守,只用其利,杜绝其害,于是博彩被管得规规矩矩,干干净净,姿态谦和低调,却光明磊落地成了澳门的“幸运”之彩。

现实迫使葡萄牙殖民者改变其侵略手法。于是,被打败的葡萄牙人又陆续回到了广东沿海,形势迫使他们不得不放老实一点,掠夺之心有所收敛,采取正常贸易和向广东地方官员行贿的方法,混进了澳门,其后上岸居住。上帝与财神同行,葡萄牙人的殖民活动总是与传教活动一起进行的。为从思想上统治中国人民,葡萄牙当局于1555年派出名叫巴莱刀的天主教教士到澳门传教,澳门从此就变成了传教士的大本营和亚洲的天主教中心,受耶稣会派遣,先后有五百多位传教士经澳门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在澳门,他们宣传教义,主持红白喜事,发展教徒,传播文化,逐渐修建起圣母望德教堂、圣安多尼堂、老楞佐堂,利用这三座澳门最早的教堂极力做好事,乐善好施,发展教徒,确实赢得了不少人的好感。

纵观当今世界,因经济危机、股市崩盘、企业破产而寻死觅活者屡见不鲜,以及官场腐化、世风败坏、毒品泛滥,等等,哪一项不数倍于赌之害?

当时到达中国的传教士良莠不齐,有的借传教为名,充当殖民主义对外扩张的帮凶,干尽伤天害理的勾当。我们知道,法国就是借口两名传教士在广西被杀,而联合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而一部分却是真正怀着对上帝的虔诚信念来传播福音和西方文化的。

澳门的生存智慧不受束缚,不以闲情伤定力,也不因俗生障。生活的理由,就是生活本身,无须言说,也无可言说。只有不断提高自我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把握契机,才能与命运一同前进。

在这些传教士当中,值得一提的是方济各•沙勿略。他是最早随西方人从海上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受耶稣会创始人西班牙贵族依纳爵•德•罗耀拉的号召和葡萄牙国王若奥三世派遣,最先到达印度和日本传教,吸收了大批的教徒。耶稣会的传教士发现,日本的许多文化传统来自中国,两国的文化渊源源远流长,要征服日本必须先征服中国。1552年8月他抵达离澳门不远的台山上川岛,这次旅程是以偷渡的方式进行的。他想进入内地,最大的愿望是进京觐见明朝的皇帝,宣布他的传道使命,但发现这几乎不可能,因为海边通往内陆的每条道路都有警卫把守。他后来在岛上染病,因得不到药物治疗和食物于12月3日逝世。虽然没有实现到中国内地传教的愿望,但作为传教先锋,他一直受到天主教徒的极大尊敬,后人在路环的海边建了一座圣方济各堂,以纪念这位伟大的先行者。

有一点是肯定的,财经使澳门厚重。

澳门的教堂中,我觉得最漂亮的就是议事亭广场旁的玫瑰圣母堂,那种米黄色的格调最有南欧特色。教堂内庄严安静的气氛与门外的繁华闹市,仿佛是两个世界,端坐在教堂内,感受着上帝带给我们的和平宁静。圣堂内摆放着花地玛圣母像,每年五月十三日的花地玛圣母出游即以此教堂为起点,信徒们抬着圣母像,浩浩荡荡地绕城一圈,乃城中一大盛事。最值得一看还有教堂里的圣物宝库,收藏了数量众多的宗教文物,其中有些还是价值连城的。

澳门的城市面貌大致可分两块:旅游娱乐区和老城居民区。上面所述是作为一个旅行者的有感而发,其实我更感兴趣的是进入澳门老城区,深切感受澳门的历史血脉及社会风情。

针对中国人重视婚姻大事的特点,葡萄牙人1556年修起了圣安多尼教堂,供奉天主教的“婚姻主保”之神,与中国的花前月下的婚姻之神职责相同,澳门华人非常乐意前往,将此教堂称为“花王堂”,耶稣教徒则把它叫做澳门第一所“天王之屋”。

在7月的骄阳下,我和同伴们连续穿行于澳门的老街、闹市,沿连胜街,走花王堂、看卢家大屋、奔山岗顶;细访烂鬼楼街区,漫步营地大街、赵家巷、庇山耶街……或驻足采访,或进门参观,老街区的马路两旁的人行道,极其狭窄,最窄处不过一尺左右,许多门口旁边还供奉着“门口土地财神”的牌位,摆着香炉,香烟袅袅。

圣母望德堂是澳门最早供华人使用的教堂,贾内罗辅理主教1568年以此堂为基础创建了仁慈堂,成为一所慈善机构,专门赈灾济民,给流落到澳门的难民发放粮食,澳门难民蜂拥而至,将其称为“支粮庙”。 贾内罗辅理主教尝到了甜头,又以望德堂为基础,修建起贫民医院,还在望德堂后面开设了一所麻风病院,人们就把望德堂称为“麻风庙”。无可否认,天主教通过慈善活动赢得了大批的信徒,抵消了中国人的抵触心理,是它的成功之道。由于社会制度的原因,中国社会自古至今对贫困人口等弱势群体关爱不足,天主教的慈善事业为贫穷阶层带来人世间爱的希望,也让他们找到心灵上的寄托。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澳门未被日寇占领,大批难民涌来避难,使澳门人口达到空前的高峰,慈善机构不堪重负,但是教会还是竭尽所能,安置难民,赢得了极好的口碑。

而边道上行人又很多,且行色匆匆,大家都侧身礼让,绝对不会碰到脚边的土地神牌位和香炉,更不会走到马路中间挤占机动车道。每条老街中间那条绝对称不上宽敞的马路,急驰着一辆接一辆的轿车和各种卡车,忙碌而有序。街道两边排满店铺,装货卸货的、拿货卖货的,如此酷热天气,卖当地一种油炸豆沙糕的柜台前竟应接不暇,一派安乐富足的社会景象。

针对澳门多渔民和海员的情况,葡萄牙人颇费心机地修建起来老楞佐堂,供奉葡萄牙人航海的风信之神,与中国的妈祖有异曲同音之妙,所以这教堂又称风信堂。它的不远处还有著名的圣约瑟修道院和圣奥古斯定堂,此区是葡萄牙人最早居住的地方,教堂的分布较为稠密。

如果说澳门游乐区的节奏是繁华而优游,豪奢不失清雅,是一种热热闹闹的闲适与从容;而老城区则繁忙、充实,民气朴茂。将这两个区结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澳门,既有一种满足感,又活力丰沛。

葡萄牙人在澳门和中国的传教活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很多中国人对西方宗教是十分抵制的。中国官员曾多次颁令禁止澳门的中国人信奉天主教,也多次拒绝葡萄牙人进入内地传教的要求。一名多明我会士克鲁斯1556年到中国传教,遭到驱逐。在葡萄牙人在澳门落脚的初期,在澳门就曾发生香山县知县张大猷试图拆毁青洲教堂事件,因受到葡人以武力对峙而未果,后其继任蔡善继终于将教堂成功拆除。中国各地反传教事件层出不穷,中国皇帝因为教会未经批准就将中国划分为若干教区而大为不满,担心影响到其统治。在中国的土地上,东西方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教案不断发生,中国人将反西方侵略的民族主义情绪发泄在西洋宗教上,最终引发清末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因此,利玛窦神父当初在广东肇庆和韶州的传教活动也是困难重重,他因此不得不修改教义,将天主教本土化,改穿和尚服装,后来又改穿儒服,以迎合中国人敬祖尊孔的儒家传统观念。

澳门安逸,却并不是没有欲望和目标。活力是由欲望而产生的,有欲望才会有满足感。沿千年利街往下环街区,走到河边新街,便是妈阁庙。庙前有广场,中间有一株巨大的“假菩提树”,枝叶繁茂,树阴下有丝丝缕缕的清风,令人通身舒爽。围着大树有一圈洁净的石凳,然而乘凉的人却并不多。我想象着,若在北方有这样一块清凉地,上面树阴笼盖,前面可望见大海,石凳上定会坐满了人……是澳门人忙,还是澳门人不怕热?

在清朝康熙年初期,又发生了德国籍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被迫害事件。由于顺治皇帝去世,汤若望失去了宫廷保护人,他的命运也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安徽籍大臣杨光先首先向西方传教士发难,混淆科学、宗教与政治的界线,攻击传教士散播邪教。汤若望在鳌拜等权贵的迫害下致死,直到康熙亲政后才获平反。

想到这儿转头观察身旁的澳门朋友,看上去他确实不太在意盛夏的暑热,或许这就是“心静自然凉”的缘故。澳门人心中自有一股静气,不然就无法解释,澳门每年有两次太阳直射,辐射强烈,蒸发旺盛,水汽充足……何以澳门反而是世界少有的一块最不急不躁的地方?

我觉得,对东西文化交流和中国历史正面影响最深的有三个欧洲人:马可波罗、利玛窦和汤若望。马可波罗传播中西文化的功劳不容置疑,但他却不是传教士,而是一位旅行家。他的一本《游记》,将中国元朝描述成一个繁荣富庶的大帝国,让欧洲人对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帝国趋之若鹭,因此才出现后来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人向东方扩张的海上探险和殖民活动。而利玛窦和汤若望则是耶稣会派往中国的神职人员。他们先是在澳门圣保禄学院学习,然后才进入内地传教。他们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将天主教义“本土化”,消除中国人的敌意。另外,他们想方设法进入明清朝廷,接近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并取得了皇帝的信任。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与他们的个人品德和博学多才分不开的。利玛窦是耶稣会在中国传教的一个高峰,受范礼安神父的邀请,他先到达澳门学习中文和中国礼仪,然后与另一教士罗明坚进入广东传教。在经历了各种艰难险阻后,他在北京实现了传教使命的最大成功,万历皇帝也对他另眼相看,连当时知识界的名人徐光启、李之藻等都先后受洗入教。利玛窦除了传教的成就外,还有他传播科学技术的极大功绩,我们今天中学的几何课本就是根据他和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改编的,他还是第一个将世界地图带给中国的人,将外面广阔的世界展示在中国人面前。以他的学识来说,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极大地影响当时的科学界,开创了明末西学东渐和科学探索的新纪元。

妈阁广场连着海滩,四百多年前,葡萄牙人就是从这儿第一次登上澳门岛,他们不知这是哪里,询问当地人,当地人告诉他们这儿是妈阁。所以很长时间,他们都以为澳门就叫“妈阁”。

他的后继者汤若望将他的事业继续发扬光大,几乎成功让当时清朝的顺治皇帝皈依基督,汤若望与顺治的关系非比寻常,这对耶稣会来说,是极大的好事。顺治得知南明王朝的永历帝及其皇后、大臣大都受澳门宗教界影响而加入了天主教,而汤若望与澳门宗教界的关系非同一般,颇有地位,顺治希望通过汤若望施加宗教影响而招降永历皇帝,这真是少动干戈的好事。汤若望和其他耶稣会教士在中国发展了十几万教徒,是继利玛窦后的另一个高峰。

15世纪后期,世界进入“地理大发现时期”,葡萄牙的航海探险发现好望角,从而成为“垄断西欧至印度洋以及南中国海之间的海上贸易霸主”。正是这种“霸主”的骄横,却在中国处处碰壁,浙江、福建、广州……屡战屡败,数十艘舰船被毁,二百多葡兵被杀。1549年春天,葡萄牙残余舰队受到明军水旱两路夹击,葡兵又伤亡二百余,有30多人漏网逃到广东的浪白澳、上川岛,准备建立贸易据点。

由于历史的原因,相对于天主教,澳门的基督教教徒要少一些。白鸽巢公园旁的马礼逊礼拜堂是最重要和最著名的一间基督教堂,后面的墓园埋葬着马礼逊、他的儿子和其他教士。教会近年在北区增开了多间礼拜堂,吸引那些外地劳工入教。

可以说,最早把澳门当成“妈阁”的葡萄牙人,是误打误撞地发现了这块当初只有400多人的宝地。直到1864年,清王朝因内忧外患,国势大衰,葡萄牙才真正占领澳门。说是占领,实际是清朝政府和葡萄牙政府双权管理。在此前后的三百多年里,葡萄牙与澳门的关系、占领者与当地人的关系,紧张又微妙,极富戏剧性。

澳门也有印度教,教徒较少,水塘边上有座摩啰园,内有印度神庙和墓地,其历史也相当悠久。葡萄牙人到达澳门的早期,就有黑人和印度奴隶被贩运至此,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下,被称为黑鬼奴。贩卖人口在澳门一直长期存在,清朝末期达到最高峰,澳门有为数众多的“猪仔馆”,大量的苦力华工被贩卖至世界各地。

起初是冲突不断,且异常激烈。比如澳门第79任总督亚马喇,到任后大兴土木,强拆民房,毁坏村民祖坟,青年农民沈志亮求助无门,便约集几个伙伴,愤而将其刺死。这样一件酿成血案的重大事件,最后的结果竟让大家都能接受,还都觉得处理得不错──典型的澳门风格。

澳门还有巴哈伊教,教徒人数不详。我在街上就碰到过他们传道活动。澳门政府对宗教的政策非常宽松,只要不违法,就不会被视为邪教,更不会被取缔。

沈志亮杀了人当然要偿命,但他体现了澳门人的血性,特别是向葡萄牙当局展示了这种血性,清廷负责管理澳门的香山县衙以及澳门华民,隆重地厚葬沈志亮于前山寨北门外,立碑称其为“义士”,充分表达了澳门人对沈志亮义举的崇敬。总督被杀死又如何抚慰呢?葡方总督府选出三条马路和一个广场,以亚马喇的名字命名。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享有信仰自由。

无数历史经验证明,暴政一定会引发暴力反抗,愤怒和仇杀在澳门却并没有引发杀戮,反而导致妥协,双方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体面。

2004年3月于珠海

参观了新教坟场以及诸多堂皇的大教堂之后,我忽然觉得与其说是葡萄牙对澳门的占领,不如说是天主教与澳门精神的融合。对澳门性格的形成,宗教或许比葡萄牙式政治管理制度影响更大一些。

“果阿至日本的东印度区耶稣会视察员”范礼安,是西方宗教在澳门的奠基人,自1578年起的近30年间,他六次到澳门,重要的是他对中国的认识与最初带着舰队来华的葡萄牙商人大不一样,他到处公开宣讲:“中国是个秩序井然的高贵而伟大的王国,相信这样一个有智慧而勤劳的民族,决不会将懂得其语言和文化、并有教养的耶稣会传教士拒之门外的……”

三年后他在澳门创立“耶稣兄弟会”,并指定利玛窦为中国传教团主管。利玛窦抵达澳门后,操汉语,着华服,刻苦研究中国典籍,讲授西方的天文地理历算之学,将天主教汉化。他制定的传教策略是在尊重中国文化的前提下,以西洋科学知识、天文仪器作为传教的手段。他通晓六经子史,并把《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本国出版,开西方人译述中国经典的先河。他还首创用拉丁字母注汉字语音,成为中国文字拉丁化的创始人。

他刻印世界地图时,刻意将中国绘在地图的中央,可以理解这是他对中国的崇敬,也可以理解是向中国示好,满足处于封闭状态的大明朝君臣“老子天下第一”的自尊心。后来利玛窦呈献给明神宗的《坤舆万国全图》,第一次让中国人知道了世界上有五大洲,以及中国真实面积到底有多大的真相。他还帮助徐光启督修新历,于崇祯十六年替代了回回历。利玛窦还以口授的方式由徐光启笔译了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

凡此种种,利玛窦当仁不让地成为天主教在中国的奠基人,或许正是受了他的“先学习,后教导;先尊敬,后传教”的影响,澳门人的宗教信仰成了独一无二的世界奇观:你信你的,我信我的,我可以信你的,你也可以信我的,地上哥俩好,天上各路神仙一律好好好。

于是,在澳门这样一个本不算大的地方,竟有二十多座教堂,四十多座大庙,还不算遍布大街小巷、家家门旁的小小土地庙……西方有的地方教堂不少,但没有庙;东方庙多的地方没有这么多教堂。称其为“世界独一无二”,不虚。

天主教彬彬有礼的登陆,没有引起本地人的反感和抵抗,反而激发出心中的虔诚,可以信仰天主,也可以信奉佛陀、妈祖、道教、儒教,乃至关公、哪吒……无论什么庙都不是太过单纯,一定还捎带着供奉其他各路神仙,或已经被捧成神的人。康真君庙是道家的一座大庙,主持却是一位俗人卢树镜先生,他一个人管理大庙21年,香火旺盛。澳门没有广阔的地域,人人都格外敬重、珍爱土地,有很多信佛、信主的家庭,门口还要供奉土地爷。

澳门的神佛如同澳门人一样,都有一种随和与大度。

──这就是融合。宗教的融合,也是精神的融合,最终还是海洋商贸文化与本土耕读文化的融合。

大三巴牌坊成为现代澳门的标志,就非常富有象征意义,它激发人们丰富的想象力,将历史的真实和神话的虚构融合在一起,又全部揉进这座牌坊。设若圣保禄会院教堂没有在1835年被焚毁,却未必会有光剩下这样一个前壁立面名气大。因为它有了一个中国式的名字:“大三巴牌坊”。成了中西方文化融合的见证。

这样的见证在澳门到处都是,除去保护完好的新教坟场,在白鸽巢公园还有葡萄牙著名诗人贾梅士石洞和座像,他的代表作《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主要是在澳门完成的,还被称作《葡国魂》。有人竟简单地理解成“葡萄牙的国魂是澳门铸就的”。

以澳门的面积,“龙环葡韵”公园绝对称不上大,竟入选中国十大湿地,恐怕跟它精致独到的“葡韵”不无关系。

与“葡韵”相对应的“华韵”,我以为是遍地开花、各式各样的社团。目前澳门人口60万,除华人和葡萄牙人外,还有来自西班牙、意大利、英国、德国、瑞士、日本、印度、马来西亚等数十个国家以及非洲的人,这简直就是一个“联合国人口示范区”。

他们又分属于9000多个不同的社团。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各个民族、宗亲,都有自己的社团。社团这么多不是分、不是散,是名符其实的“团”,“团”就是“合”。这或许跟澳门三百年的“双权管理”有关,有些百姓的事情,名义上谁都管,实际谁都不管,清廷天高皇帝远,葡萄牙比清廷还远。

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革命成功,又向世界宣布,澳门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只是葡萄牙管理的中国领土。数百年来政治制度的变来变去、反反复复,必然会造成相对宽裕的体制空间,社团便应运而生,以填补这些空间。所以澳门的社团不是虚的,是实打实地解决民间社会的各种问题。

比如医药界的社团“同善堂”,其宗旨是“同心济世”。我采访了这个社团办的同善堂学校的校长,50岁上下,温雅干练,讲一口漂亮的北京话,是许多年前从北京应聘来澳门。我见到他时,脸上有掩饰不住喜悦,今年他的高中毕业生全部考上了大学,还有两名一个进了北大,一个进了清华。

学校前厅的四面墙上摆满学生的奖杯、奖状,原来这个学校竟然是从幼儿园直到高中毕业的一条龙教育,且全部免费,学校还负责学生在校期间的用餐。我问校长,经费哪儿来?

他说由同善堂提供。

同善堂的钱是哪儿来的?

同善堂的各个企业老板捐助。

我忽然有一种生命得到启悟的感动,澳门之所以气象融融,情韵朗润,也得益于是个社团社会。这些社团同心向善,名副其实地担起社会责任。心地芝兰,真是“有情世间”。

众缘和合而生,这样的大融合,使澳门社会有了强韧的平衡点。

平衡就稳定,包容即佛心。平时蕴藉温厚,满襟和气,遇非常时期澳门就成了避风港、安全岛。

1937年日本发动芦沟桥事变,引发中日战争,随后日军大举南下,两年后攻陷广州,1941年占领香港,并迅即入侵东南亚各国,再加上西线德军的“闪电式战略”,大半个地球陷于战争的火海之中。而澳门处于中立地位,特别是葡萄牙与南美洲巴西的关系密切,日本以不进攻澳门换取葡萄牙保证其在巴西日侨的安全。于是,大量逃避战火的人从中国内地和四面八方涌入澳门,广东的许多学校也迁到澳门继续办学,澳门人口由1938年的14万猛增至1940年的40万人。因祸得福的是,其中有大批知识分子和教师,对澳门华人普及现代教育,又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有文字可查的澳门历史不过五百年,这五百年间世界上可以说战乱不断,无论东方或西方,中国似乎愈加的多灾多难,否则澳门以及香港、台湾也不会分离出去,却唯有澳门,五百年来竟没有遭受过一次战争的毁坏。这固然有地理因素和许多历史的偶然,偶然是必然的结果,对待这种得天独厚的好运气,最省事也是在民间流传最广的解释:“澳门是莲花宝地”。

清乾隆十年进士张甄陶,在其名著《论澳门形势状》中这样描述:“前山有寨,名曰莲花,相其形势,宛然惟肖:盖前山如荷根,山路一线,直出如茎,澳地如心,此外如大小十字门、九洲洋、鸡颈头、金星山、马骝洲,星罗棋布,宛如花之瓣……”澳门形状给人以无尽的想象,就像喜欢一个人怎么看都是一脸福相一样。

澳门的福气,来自于城市的性格。这性格是经过时间和命运的磨砺逐渐显现出来的,退掉了青涩,滤去了浮躁,宽容乃恒,温厚即久。无须佻达,沉稳自适,胜过种种逞一时之忿,快一时之意。

西哲有言,凡是理性的都是真实的,凡是真实的都是理性的。澳门的性格不剑拔弩张,也无须取悦于人,不欺生,不摇曳,谨厚明达,超逸自若,收敛而从容。性格不只是命运,还成了澳门最大的魅力。当今天下越来越多的人向往澳门,谈论澳门,无论知道多少都跟着人云亦云地说,澳门是福地、是宝地。

澳门有个“历史城区”,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历史是澳门的根,是文化自信与独立品格的依据。承先才能启后,才有创造力,没有历史传承,就没有归属感。

澳门性格中的包容自信,来自坚实的归属感。

世界没有比知道自己是谁更重要的事了。这是一种信念,也是一种持守,脉定于内,心正于怀。有了这样的信心,无论是“双权管理”也好,“一国两治”也好,都是一种成全。将民间智慧、宗教情结、商业想象力、政治形态,全部熔为一炉,营养自己的城市与民众。

天道好还,美意延年,所以澳门有种“名利任人忙,乾坤容我静”的气度。还智慧于平和自然之中,张开怀抱接纳。

久而久之,清嘉自守的澳门,将自己修炼得金贵圆满,便有了今日的“非我寻梦梦寻我,良友如花不嫌多”的气场和人脉。

──“莲花宝地”,果然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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